欧阳甦：艺术、乡村与社会文化实践

2018-08-30 4441

来源于：公共艺术杂志

       以这种视角来理解艺术活动，对艺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提出了挑战。艺术的自主性不再被理解为独立于其他人类实践的活动，并非单一强调美学自主性和艺术特殊性，而是与社会实践的整体关联性。它存在于历史、文化实践某个特定时刻所构建的关联中，不是人类社会实践中分裂的、孤立的要素。

建立在关联格局中的美学实践，创作者、接受者与创造活动之间不断产生相互关系的变化，物质与实践之间形成能动关系，多样、丰富又充满矛盾。艺术作品不仅具有了描述功能，也在对话中形成判断力，并以开放性的方式激活实践，参与实践行为的构建。

         在拓展艺术边界的当代实践中，艺术介入社会生活、共同构建公共领域，这一行为构建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语境下，逐渐形成影响城乡文化关系发展的力量。在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，乡村不仅无法脱离城市的发展历程，而应嵌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。缩小地区经济差距，提供更公平的教育机会、丰富民众文化生活，尤其是减少人们对社会认知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偏见，使城乡之间形成生产、生活方式的正常流通，是普遍的发展目标。艺术逐步切入这一进程，在城市空间改造、社区营造、地方重塑中，寻找逻辑和方法。

        在此，乡村不应是被遗忘的角落，也不会是艺术无法抵达的地方。

一、村民眼里的诗意

        回归自然的潮流正在城市中兴起，乡村生活重回人们的视线。从“农村人”拼命走进城市，改变这一标签所赋予的社会认同，到“城市人”努力走进乡村，寻找诗意的生活，安放乡愁，体现出整个社会经济、消费形式、心理需求、对于自然理解的变化。

       对自然的解读，不同时代、不同社会、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历程。历史上被视为破坏环境的力量，现在可能被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，如蒸汽机；城市居民向往的小桥流水，在乡村可能是理所当然的存在；城市里对自然物质进行的社会化和文化过程中制造的“风景”，不仅是空间中可见，也是可视的时间叙事，自然与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形成了交错的关系，在商品社会里这种关系也用于视觉消费，尤其是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消费。

          与世界平均80% 的城镇化率相 比，中国58.7%的城镇化率不高，农民数量仍达57661万（国家统计局， 2018年）。今天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，虽然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、梁漱溟等人所处的时代不同，但中国农村贫弱的标签依然贴在乡村的大门上。

          一个世纪前，以梁漱溟、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平民教育，倡导用文艺教育和公平教育培养村民知识力、生计力、生活力、团结力，依然是今天的任务。今天，艺术走进乡村，参与乡村建设，营造绿水青山的环境，开办乡村博物馆、美术馆，改造旧房屋，和村民一起完成艺术项目，乃至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。或以理想情怀、或以产业发展需求参与的乡村实践，基本目标仍然是挖掘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结合具有自身价值的乡村文化和创新力量促进文化繁荣，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，通过社会治理重塑乡村秩序。 

          就这点而言， 艺术乡建与其他乡建的目标并无本质不同。以现有乡村资源和格局为基础，通过艺术方式和文化视角，推动乡村环境改造、社区关系改良、乡村秩序重新塑造、推动产业提升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村民是乡建对象也是乡建主体，农民和村民利益是核心。如果说“乡村”更多是自然情怀的表达，“农村”代表着身份、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，改变两者经济、心理和认同的差异，是农民眼里的田园诗。

二、艺术先行还是社会先行？

          上述艺术参与乡建的明确目标， 是以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为基础而进行的社会文化实践。

“乡村社会普遍在经历一个‘急剧变革’的时代，从传统稳定的乡村秩序向一种演变性的乡村政治过渡，是一个稳定秩序的解冻过程，国家、市场、社会三种力量之 间的博弈和演变，将决定未来社会秩序稳定程度。”

现代化、城镇化的发展，农业的生产方式、农村的社会关系、农民的心态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。进入21世纪，学者们沿着梁漱溟、晏阳初的足迹，兴起新乡村建设运动，背景和目标都发生着变化：

 “当代新乡村建设是工业化加速时期为了缓解城乡对立和农村衰败、进而危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、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社会各个阶层自觉参与的、与基层农民及乡土文化结合的、实践性的改良实验；也包括在理论研究层面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相关工作。”

新乡村建设中，合作是社会力量发展的实质，是手段。国家的主导作用，艺术家的发动力量，这些实际上都是外在推动力，乡建本质上还是需要依靠乡村内部力量来实现，他们是乡村发展的主体，建立农民合作、重塑社区精神是乡村发展的源动力，外部的观念和思维，只有导入内部的生态之中，才会从深层次改变发展的节奏。

         艺术参与乡村建设并非只是提出问题，更是解决问题的过程。艺术走进乡村，以现有的乡土世界资源和秩序为基础，以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重新塑造乡村环境、社会结构、文化生活，将城乡文化的差异转化为资源优势，发挥公共艺术的社会改造功能。 

在此，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依然呈现出主观的创造活动过程，艺术家的个人语言、风格伴随在公共领域的创作中。埃利亚松（Olafur Eliasson）的“绿灯”（Green Light）艺术项目，不仅可以在难民工作营里产生，也可以在威尼斯展览中实现，还可以展示于乡村的泥土上。场所和对象的不同而进行了因地因人的调整，产生了不同的回应。

          如果说大地艺术重在探讨艺术与自然、自然与文明的关系，乡村艺术实践则还有乡土社会的维度，在艺术、自然、乡土社会的交叉关系中，演绎着场所（乡村自然 环境）与非场所（艺术作品创造的空间）、可知与未知、边缘与中心的交织，是开放的场域，为公众提供感受和思考乡村社会发展的情境。实践过程不仅是文献记录和途径，也改变着实践结果。

三、乡村艺术共同体

       在乡村秩序的变迁中存在着不同的逻辑，有国家治理的逻辑，也有市场的逻辑，还有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逻辑。艺术参与乡村发展，是充分考虑当地经济、社会和文化传统历史延续的社会文化实践，寻求的是与历史、社会的和谐关系。世界乡村形形色色，发展轨迹未必相同，但在资本社会和城镇化趋势中，逻辑则是相似的。

 

        在2017年11月上海美术学院举办的公共艺术研究系列活动中，中国、 欧洲和非洲的艺术家、策展人、学生，在宝钢工业遗存现场和莫干山乡村现场，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。非洲艺术家惊叹于宝钢巨大的工业设施和场所，在现场自发地利用工业废料即兴创作，自发地表演，而欧洲艺术家则有深入体会和了解中国乡村的强烈愿望和行动，自动走访村民，探寻角角落落。但在不同的场所、不同场合中，大家都表达了建立公共艺术行动共同体的想法，引入不同的观点、文化、形式、方法，形成互补的力量，创造聚集创新力量和艺术重塑公共领域的机制。 

        世界性的社会和文化转型，使得中国乡村在近三四十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，从原来相对封闭的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开放的体系。信息技术实现了村民与世界的快速联结，中国乡村社会越来越深刻地进入全球化进程之中。多元化和地方化这两种力量不仅作用于中国的乡村生活。工业化、 城市化进程中，世界各地的乡村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和机遇，这两种力量也在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乡村发展。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村落中的流动速度，信息时代压缩了乡村与世界之间的时空距离，彻底打破了乡村的既有边界，乡村也以掌握信息技术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，并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表达方式进行自我建构与互动。

      村落的边界已逐渐被打破，人们的行动轨迹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等已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。研究活生生的人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关于人们的心态研究，关于“人”“群体”“社会”“文化” 和“历史”等基本问题的研究，从结构关系论角度对于人、社会及其文化这三者联系的整体理解，而这种理解又是建立在对于巨变中的中国城乡关系、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上。

       乡村并非单纯地生发于传统，而是需要持续地重新定义。在上海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研究系列活动中，艺术显示其跳出语言文化障碍，帮助人们相互理解，建立村民与艺术作品的对话而发展理解力的力量。人的行动能力造就了乡村的开放性，无论多么封闭的乡村社会，都有使其成为开放性社会的潜在契机，其基础在于人是有着自我意识并由这种意识来支配其行为的主体。 

   乡村， 既有推动艺术发展的自然人文资源，也有艺术成果转化为文化生产力的条件。它的变迁，也为艺术参与乡村重塑提供着动力需求，它的自然资源、社会环境和人文遗产， 提供了公共艺术落地于乡村的实践基础。

欧阳甦，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，上海美术学院副研究员。

注释（略）

本文刊载于《公共艺术》2018年第3期（总第54期）。